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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小說從什么時候開始在香港盛行?

作者:小說秀  來源/微信公眾號:xiaoshuoxiu 發布日期:2019-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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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言情小說發展的一個階段,輾轉進入不斷轉型的現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說,帶有著社會發展的時間刻痕與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數的香港言情小說中,能夠成功地塑造出某種言情類型,較大地影響到讀者的價值取向與行動取向的并不多。可以依達、亦舒與李碧華為代表表現出三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和情愛范式。
言情小說的成因及流變從廣義上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言情的,都表現人類之間的情感糾結。狹義的“言情小說”,則是一種消費文類,主要給人們提供關于兩性間的或詩意或本能的想象空間,如魯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樣:“任人……和才子相悅相戀,分拆不開,柳蔭花下,像一對蝴蝶,一雙鴛鴦一樣。”為日常生活中庸庸碌碌的蕓蕓眾生平添一點點傳奇與美麗,甚至是為潛隱的、被道德規范壓抑的欲望開通一條釋放的渠道。中國小說史中,言情小說是占有最多篇幅的。其中的佼佼者當推《紅樓夢》為最。作為最為發達的文類,中國古典的言情小說,最吸引人的當是其中浮世繪般的社會百態,人情世故,而千古不滅的兒女情長,是言情小說的靈魂。據吳禮權所著的《中國言情小說史》的分法,中國言情小說萌芽于魏晉南北朝,譬如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搜神記》中的董永和織女等。唐代則是言情小說的成熟期,如陳鴻的《長恨歌傳》、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等,俱為佳品;還有“情俠”體的言情小說,如《無雙傳》、《虬髯客傳》、《昆侖奴傳》等。被后人認為或是使新武俠小說深受影響的源頭。宋元時代則被稱為“轉折期”。話本小說的誕生使言情文學走向通俗化、市民化。較為著名的有言情傳奇《綠珠傳》、《楊太真外傳》、《趙飛燕別傳》等,都為一時之選。明清兩代則是中國言情小說的鼎盛期——最早的白話長篇才子佳人小說如《玉嬌梨》、《好逑傳》,中短篇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以及代表著中國文學高峰的《金瓶梅》、《紅樓夢》等,皆產生于這一時期。而后綿延而至清末民初的鴛鴦蝴蝶派,也曾盛行一時。只是,這一脈中國文學特有的“異香”,在三四十年代以蘇曼殊、徐行和無名氏等為代表的“浪漫的一代”風流云散之后,在文學界,已再難拾掇起來;尤其在五十年代之后,情愛畫廊成為落伍的事物,在大陸和臺灣,都曾一度湮沒。言情文學的傳統在五六十年代的港臺文壇,由大眾文學延續著。直到80年代初,先前在港臺大眾閱讀市場上流行的“言情小說”,進軍大陸,仍然掀起“熱潮”,并在九十年代一樣擁有廣泛的讀者。作為中國言情小說發展的一個階段,輾轉進入不斷轉型的現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說,帶有著社會發展的時間刻痕與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數的香港言情小說中,能夠成功地塑造出某種言情類型,較大地影響到讀者的價值取向與行動取向的并不多。可以依達、亦舒與李碧華為代表表現出三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和情愛范式。依達及杰克、望云等活躍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上,受當時香港傳統文化氛圍的影響,他們的言情模式大多脫胎于明清兩代的“才子佳人”小說,主題披露與人物描寫有著較趨同的“套板”。一部小說講述一次戀愛經歷或者一個婚姻故事,間或也探討一下諸如“愛情是什幺”這樣的話題,在盡情抒發纏綿、神奇、朦朧、哀怨的情愛夢幻時,亦帶有著理念的意味。通常以女性為主人公,以美好的愛情為至高無上的理想,以結成美滿姻緣為結局。情節模式不是“一見鐘情”,就是“千里姻緣一線牽”,雖然或者會遇到一些惡人惡事的阻撓,或者弄成了三角戀愛、糾纏不休的局面,但最終都能排除萬難,善有善報,有情人誤會冰釋,成神仙眷侶。這時期的言情小說,主要還是以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為依歸,即使是依達一些反映青年一代苦悶、孤獨心態,在當時看來比較洋化的作品,其內涵還是表現美與丑、善與惡沖突的傳統主題。稍后出現的嚴沁等作者走的也是這一路子。大部分的作品都洋溢著溫馨而浪漫的情愛氣息,卻缺乏現實的詩意,難以在時間的歷史長河中留下深刻的刻痕。亦舒”走紅”于七八十年代。其成功與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工業文明的擴張有關。穩定的社會環境,高收入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輕女性前往工作,強烈沖擊著青年人的思維方式。人們的精神追求,包括對愛情的追求也發生微妙的變化;以往中國人對待兩性關系那種拘謹內向的心態,已經被對愛情的渴望所漸漸取代。亦舒的小說以現代職業女性的浪漫故事為訴求,增加寫實的成分,呼吸著香港人的生活氣息,配合了現代人的生活節奏,熱中有冷,笑中有淚,愛中有恨,倡導男女平等,鼓吹女性主義,很能切合處于商品經濟社會中的現代女性的需要。而她敘述方式中的“濁中見清,丑中見美,平中見奇”的行文風格,以及語言中深蘊的那一份機智俏皮的辛辣與幽默,使她的作品不僅迷住了女人,也吸引了男人。亦舒九十年代走俏的梁鳳儀的小說,亦是亦舒一路。她的作品同樣強調女性的自主獨立,對女性深藏著的素質與能力更為推崇,她的許多故事似乎是告訴讀者:女性天生有一種把握機遇、發揮才干的能力,只不過被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壓制了,一旦給予她們機會,她們同樣是社會的棟梁。這一類型的小說雖力避一般流行小說的頹廢情調與肉欲挑逗,格調較為清朗,但畢竟不能擺脫憑空想象的奇情,虛無縹渺的貴族式情調等流行小說固有的牽制,難以突破。李碧華的小說以夸張變形的歷史傳奇,荒誕不經的生死輪回、鬼鬼怪怪取勝。林燕妮的一部分作品也以凄迷魅惑的風格引入注目。在一種世紀末情調的彌漫中,她們的筆鋒似乎已不能去描繪從日常生活的品味、體悟而升華出來的情愛故事,而是從過去與未來的云煙中挑起的由命運帶來的不安、困惑與焦慮——過去與將來都是美好的,溫愛可掬,偏偏當下是冷酷而無序的。所以她們有心想給自己以及一部分讀者創造一個朦朧迷離的戲劇情境,以便遠遠地躲開當下這個急管繁弦的世界。在這樣的不確定中,自然就難以產生一般讀者所期待的“現實而又具神圣詩性”的言情小說了。李碧華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工商社會,金錢是其社會發展的主要杠桿。言情小說亦往往是商業化的產物,是出版商、發行商刻意以“言情”為標榜招徠讀者而打出的名稱,所以良莠不齊勢在難免,后繼乏力也成定局;八九十年代出現的岑凱倫、西茜凰、張小嫻等等,其作品雖各有特色,卻都沒能另創自己的“半壁江山”。在香港的大眾閱讀市場上,言情小說是和武俠小說、歷史與科幻小說三足鼎立的,擁有廣泛的讀者。它們是大眾尋求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徑,是一種永恒的逃避主義,也是一種對現實的補償。就像精神分析心理學揭示的那樣,具有粉飾與宣泄的作用。生活中不能實現的癡戀、忠貞、浪漫、美貌、財富、情趣、永恒等等,借著文字的演出,一一得以夢想成真。它們通常不會觸發到讀者的深沉的歷史、政治或文化情懷,而主要是讓人在投入性閱讀中獲得一種精神暢快;讀一本書如做一個夢,夢醒后該怎樣過依舊怎樣過,如同炎夏吃一根冰棍,雖不過癮,卻也能短暫解渴,和其他的暢銷書一樣,是“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能夠透過它們,看到任何特定時間人們普遍關心的事情和某段時間內人們的思想變化”(蘇珊·埃勒里·格林)。這樣的閱讀方式比較符合現代社會渴望溫馨、追求浪漫的時代特征,這或許正是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說在華人讀者群,尤其是女性讀者群中不脛而走的原因。杰克、依達等前期言情小說家及作品杰克,原名黃天石,又名黃鐘杰,另有筆名黃衫客。1898年生于廣東番禺。曾到上海學電機工程,后在廣東粵漢鐵路及新聞界工作。1921年,在香港與黃冷觀合編《雙聲》,于創刊號上發表《碎蕊》,為香港最早的白話體小說,是香港新文學的拓荒者之一。30年代初曾赴馬來西亞編《南洋公論》,返港后創辦香港新聞學社,自任社長。香港淪陷期間避難到桂林、重慶。戰后返港,開始大量發表言情小說。1955年,當選為香港中國筆會主席,此后十年連選連任,并將其獨力創辦的《文學世界》復刊,作為香港中國筆會會刊。1983年病逝于香港。黃天石從純文學創作出發,戰后返港才迫以生計,改以“杰克”筆名,順應出版商的要求,寫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說。在50年代的香港文壇風行一時,以至當時通俗文學領域有“南黃北張”(即黃天石和張恨水)之稱。他和同為香港新文學拓荒者的望云(張吻冰)等人改變寫作風格,轉入以言情小說賣文為生,是香港文人無奈的悲哀,也是香港文壇的一種趨向,杰克的第一本流行小說《紅巾淚》,曾被改編成電影,這是香港小說第一次被搬上銀幕。50年代,他創作的《名女人別傳》、《改造太太》等作品,還曾獲“港式鴛鴦蝴蝶派”之稱。跟當時其他的流行小說作者如望云、俊人、孟君、碧侶等人一樣,他的作品帶著較濃的文藝腔,杰克的古典文學功力不俗,這讓他的文字暢麗之中帶一份雅致。他有一部分的小說比較注意題材的選擇,如1955年6月發表的《愛情是什幺》,故事情節很簡單,人物也不多,寫女主角紅衣女和湯姆、鐘士三人之間的感情糾葛,是典型卻又普通的三角關系。但作者通過情節的安排和形象的刻畫,回答作品所提出的問題:愛情是純潔和自發自愿的。雖然有理念比的傾向,但還是懷有一份責任感對當時的年輕一代給以啟示。這使他的小說,受到當時青年讀者的歡迎,杰克已出版的作品還有:《合歡草》、《一片飛花》、《心上人》等20多種,一直到60年代香港市面上仍然暢銷。依達,原名葉敏爾,另有筆名韋韋等。1946年生,原籍上海,1953年移居香港。16歲時曾以小說《小情人》投稿香港環球圖書雜志出版社,一炮打響。中學畢業后即成為一名職業作家,并兼職電視藝員、歌星和時裝模特兒。自60年代初期以來創作不輟,出版了《斷弦曲》、《垂死天鵝》、《別哭湯美》、《蒙妮坦日記》、《我曾微笑》、《第三者》等30多部作品。不少被改編為電影劇本、廣播劇和電視劇。作者:依達出版社:環球圖書雜志出版社出版年:1964依達“出道”正逢其時:60年代香港的工業化有所發展,新生的一代又由于未經過戰亂,于是對外面的世界,多了一些憧憬。依達的“言情小說”便為滿足少男少女的情感需要,占領了相當大的大眾閱讀市場。依達的作品并不以自己的藝術素質取勝,其所以暢銷原因主要是:第一,能把握到年輕一輩的心態與情感,題材新潮,經營洋化,追逐著歐美的前衛與開放,頗能迎合當時崇洋的香港青年,為他們編織幻夢,提供趣味。第二,依達的作品,有一種能吸引青年男女的代入感。男主角多為風度翩翩的公子、才子;女主人公則是美貌多情的校花、白領麗人。他們的愛情充滿了玫瑰般的理想色彩,距離現實很遠,距離一般的小市民生活更遠。正因為如此,他爭取到了兩個較為穩定的讀者群:一是對現實生活有抗拒感而崇洋的青年學生;二是幻想過另外一種理想生活的小市民。第三,依達的作品筆法簡潔,語言流暢淺白,人物關系不太復雜,很適合一般人的欣賞口味,加上橋段新鮮,結局新穎,一時讀者如云,銷路奇廣,且遍及東南亞一帶。依達雖然高產,但由于小說布局不夠緊湊,寫作范圍狹窄,獨沽一味的青春小說,終究不能久長。他似乎也逐漸意識到這一點,便盡量深化作品的社會內容,以人物的命運和他們的性格、心態去反映現實,從多個角度去表現由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時期“物欲”對人精神上的擠壓,金錢對人的心靈的扭曲。這些作品對西潮剛剛泛濫的香港現實有一定的觸及,對金錢給予人心的腐蝕作用有所警惕與批判。可見依達還是重視作品的社會作用的。70年代之后,他的言情小說產量漸漸減少,轉向了雜文、隨筆、食經、旅游指南等,還以“韋韋”的筆名寫奇惰小說,用“梵爾”的筆名寫社會現實小說。這兩類小說,雖有一定的社會認識價值,但仍夾雜著某些消極成分。如《少男丹尼》,對青少年青春期萌動著困惑與不安的心理狀態有著細膩傳神的描寫,指出了當時漸漸污濁的社會風氣對青少年的污染與毒害,但偏偏在此一過程中又加上了不必要的性愛描寫,成為“有味小說”,無形中就減弱了作品的價值,依達曾嘗試過多種藝術實踐,但給人印象較深的,還是他以“依達”為名所寫的言情小說。那些“四毫子”小說,描述的是或平淡或絢麗的日常戀愛、婚姻家庭故事,卻成為在庸常生活中繁忙與煩神的大眾讀者在工余時間、旅行途中、入睡前或排隊等候時可以隨時拾起又隨時放下,讀時動情而讀完置諸腦后的最佳消遣。而以他為“始作俑者”的對作家作“明星化”包裝的風氣,也影響到了以后出版社的市場推廣策略,嚴沁、亦舒、林燕妮等人的出名,多多少少也與此有關。依達的流行,大約可以佐證:文化快餐未嘗不能享用,也未必就是糟粕;當然,任何一種文類,都應有其更上乘的精品。李穆南 郄智毅 劉金玲 主編出版社: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學苑音像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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